从2011年3月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凡先生开始了他宏大的西部之旅。在历时三个月的行程中，赵一凡先生踏着玄奘、徐霞客、丁文江、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历史足迹，独自驾车两万公里，纵横十省区。

　　在访谈发表之时，赵一凡先生正在开始他的第二次西部之旅，补上宁夏和内蒙古等上次未及涉及的省区。赵一凡先生的计划是，在这一路上亲身了解变革中的西部，在途中写作旅行笔记《西部国情考》，为他的梦想之作《中国与美国》积累素材，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罢，西部梦都是梦中梦。

　　去年我们曾连载过您的《西部国情考》。您一人开着辆车游历西部，还写了这么多东西，这个时代很少有知识分子有您这个劲头了。

　　赵一凡：我想写一本书，名叫《中国与美国》。你或许知道，哈佛教授费正清，1947年发表《美国与中国》，一举成名，享誉欧美，进而在哈佛培养出三代汉学博士，建立起一支全球领先的中国研究团队。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哈佛读博士，专攻美国文明史。马路对面，就是费正清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由于领取奖学金，我常去燕京学社报告成绩，因此有机会见到傅高义、孔飞力、韩南、杜维明等汉学教授。他们多是费正清的学生。我读他们的书，思考他们的问题，与之说东道西，中英文并用。

　　我未料到，哈佛腹笥深奥，目光长远，竟将中美两个大国的教学研究并置一处，坐观其成！这一东西交错格局，让我从新生开始，就习惯了往返阅读，双向思考。多年耳濡目染，我也继承下一种东西比较方法。

　　博三那年，我在柯南特堂的宿舍里，想入非非，夜不能寐：我想把费氏《美国与中国》的书名颠倒过来，重写中美文明比较史。麻烦是，那时中国太穷，我也没有挑战的资格。所以我毕业后，韬光养晦二十年，埋头读书，写下一篇篇相关论文。

　　我在哈佛读书时，确有梦想，其中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二者互动，就产生一本书的想法。我在哈佛读的是美国文明史，说得细一点，就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当时苏联是牛皮哄哄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敬畏苏联，重视苏联，可他们很少讲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太穷了，不值得人家关注。

　　我在哈佛，是一个来自穷国，却有自尊心的大国学生。在我前头毕业的学长，多为国民政府的官费生，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时的《纽约时报》，几乎没有中国新闻。如今再读，头版要是没有中国新闻，那还叫《纽约时报》吗？2008年，世界格局陡变。猛然间，中国与美国一字并肩，变成G2啦！今后三十年，中国会崛起为美国的对手么？抑或变成它的伙伴？为了回答这个大问题，我必须去现场做考察，评论中国当下的变革。

　　您可以在西部之旅中回答这个大问题？

　　赵一凡：2009年我开笔撰写《中国与美国》。写了半年，碰到难题：我在哈佛读书时，曾在老师督促下，多次穿越东西，体察美国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与之相比，我对当今中国的民生百态，反倒谈不上熟悉。这是因为，自我1981年赴美留学后，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尤其过去十年，中国西部变化惊人！所以我临时改变计划，先发表《西部国情考》，等到有把握之后，再行出版《中国与美国》。

　　2009年春，我制定了一个考察计划。同年秋，我卖掉苏州的住宅，以便新购一辆先进越野车，并支付旅行费用。2011年6月从新疆回京后，我盘点这一趟自费旅行的花销：总共用掉四万三千六百元，平均每天三百五十元，低于国内旅行社报价。

　　可中国西部那么大，总要有一个有什么说法的考察路线吧。

　　赵一凡：中国官方的西部大开发规划，囊括了西北、西南十二个省区，总面积近七百万平方公里。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就有将近五十个。此外还有三个民族自治州，即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吉林延边，也属于西部开发范畴。

　　如你所说，西部地域辽阔，道路艰险，堪为全球之冠。其间大片无人区，荒蛮生猛，动辄几万平方公里。我在出发前，花了半年时间做功课，写出十二万字的《考察路书》。简单说，我是在研究地图、游记、地方志的基础上，择出一条安全路线，提前规划每一天打尖、住宿的地点。万一塌方断路，也有备用方案。

　　至于考察路线，我是尾随徐霞客、丁文江在云贵高原的考察路线，还有唐玄奘西行取经、林则徐踏勘南疆的历史足迹，一步步深入西部的。不过我比前人幸运：他们基本是步行或骑马，而我一日千里，风驰电掣，靠的是高科技。

　　2011年3月我从海口出发，先过云贵高原，再攀青藏高原。神佛保佑，让我平安走过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昆仑山，快速滑降至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继而跋涉三个盆地，柴达木、吐鲁番、准噶尔。其间最艰险的地段，要数干热似火的罗布泊，终年冰雪的喀喇昆仑。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与斯坦因，曾在那里尾随驼队，出生入死。

　　我的西行计划，历时三个月，行程两万公里，纵横十省区，基本实现了《路书》目标，只剩下宁夏和内蒙古没有涉足。那是因为夏天到了，大漠中干旱酷热，所以我听从老伴建议，搁置了西北考察。不过今年5月，我要补上宁夏、内蒙古这一课。

　　与中国古代旅行家特别是与西方探险家相比，您的西部之旅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赵一凡：这一趟艰苦旅行，于我有哪些收获呢？首先比较中国文人：我所亲历的山川地理、人文胜景，并不逊色于明末旅行家徐霞客、近代科学家丁文江。其次，我想对照西方人。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六十岁后他老当益壮，驾车出行，畅游美国，途中写下一本书，名叫Travel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若以中文直译，便是《带着小狗查理，我驾车寻找美国》。不客气地讲，斯坦贝克书中所展示的进取精神，及其孤身考察美国的志向，在我身上也都实现啦！

　　那些西方探险家行走丝路，发掘文物，解读古文，很像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他们眼中，西域只是地理单位。可在我心中，它是中国的政治单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血洒疆场、出将入相。他们打了败仗，却只能落草为寇。安史之乱后，大唐皇帝冤杀了大将高仙芝。高将军麾下的西域唐军，一度占领帕米尔高原，威震中亚，慑服蛮夷！大唐衰败后，他们被迫留在西域，逐水草而居，再找些少数民族妹子，生儿育女咯。

　　由于我在哈佛读美国史，容易形成一种西部观。中国西部的国土面积，占版图三分之二。中国少数民族，几乎都在西部，可我们对他们了解太少。我总觉得有一根线断掉了：这是徐霞客留下的断线：徐公最远走到云南丽江、腾冲。他有心走到通天河，考察长江源，却因明末边疆动乱，最终没能进去。三百年后，丁文江发现了徐霞客的残缺游记，大感惊讶！丁公手持《游记》，连续两百多天，重走徐公的云南路线，确认了游记的科学价值。于是丁公亲手绘图，编校现代版《徐霞客游记》。

　　旅途中，您还能感受到斯文·赫定笔下的那个西部和西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