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知识要验证。考察时我要看地形，读碑文，再找个把老乡，听他们讲故事，那个感觉不一样！有些争议学案，我在笔记中只记两百字。跑到现场一看，方寸大乱，发现这个题目大有可为！于是当晚发力，一下写到千把字。再者，历史与现实交叉，时刻在变。它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这些思考让我焦虑，也让我喜悦。还有一些历史难题，我早年研究过，有积累。所以到现场后，我能看缺陷是什么，关键在哪里。

　　神奇的是，考察与写作并行，还能激活知识储备，发现一些被历史掩压的问题。譬如边塞诗人写诗，其中有个人情怀，也有重大事件。有一首诗追忆李广在居延海饮马。此地的战略位置，顿时凸显出来：居延在蒙古语中，原是水草丰满之地。匈奴王、突厥王、蒙古大汗，都要把王帐扎在那儿，再派出骑兵，扼守四周要道，这个王才当得稳。“文革”后，居延海一干到底，成了北京的风沙源头！居延海重要与否？苍天有眼。

　　这次西部考察，有没有什么遗憾？

　　赵一凡：但凡有古迹传说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然而为了安全，为了节省时间，许多地方忍痛割爱了。我只身一人，无导航，无后勤，无救援。所以我怕迷路，怕生病，怕出车祸。一旦翻车，就要被送去当地医院抢救，所以我随身带足钱。我有厅级官员的蓝卡，但在边疆不管用。动手术要输血，容易感染艾滋病。但是我运气很不错：我一路做好事，帮别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关照，是他们沿途护送我、陪着我回家的。

　　我很欣慰，我能走完这条艰难之路，进而写出《西部国情考》的前五章。尽管这一稿仍有遗憾，可我决心已定：我要在此基础上，抓紧完成《中国与美国》的中文本。 ■

录入编辑：李琪